卢友中

“不知其为人者，奇其为人；知其为人者，高其为人！”这是一位友人对俞龙孙的评价。俞龙孙的一生，游历四方，历尽磨难，但他恬淡自守，别有怀抱。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书法艺术家，一位难得的国际幻术大师，更是一位爱国爱乡的归国华侨。

俞龙孙（1895——1991），又名俞骏，出生于嵊县（今嵊州市）一个小商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年仅17的俞龙孙参加沪淞北伐学生军。翌年，南北议和告成，由黄兴介绍投考江苏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毕业后，回沪从事教育工作。1923年冬，29岁的俞龙孙，由蔡元培介绍，出国到新加坡，先后在在南洋各地华侨中学任中学教员20余年。他利用课余学习幻术，于1933年春成立“国际幻术学院”，探索和传授幻术艺术，后又组织“国际幻术团”到东南亚各地巡回表演。1955年9月，年届花甲的俞龙孙，携眷回到祖国。直到1991年在他的第二故乡乐清辞世，享寿97岁。

书艺高超 卓然成家

俞龙孙8岁能书，醇正有法，弱冠之年，蜚声乡里。1919年春，在上海经张群介绍，俞龙孙到黎元洪任总统时的财政次长殷汝骊（铁夫）家当家庭教师。殷汝骊的妹妹是清遗老郑苏戡（孝胥）的媳妇，青年俞龙孙由此结识这位一代书法宗匠。郑孝胥见了他的书法亟予赞赏，并常为指教。俞龙孙肆力于书，亲炙郑氏之言，揣摩魏晋诸碑，临池无虚日，上逮秦汉，数十年来未尝或辍。他的书艺益工，笔走云烟，起处无尖锋，亦无驻痕，收处无缺笔，亦无挫锋。有名家评论俞龙孙的书法：“气势沈雄逸宕，结构劲速韵长，自辟蹊径，高情不群，卓然成家”。

俞龙孙在海外与著名画家徐悲鸿结下深厚友情，留传了一段“徐马俞书”的佳话。1916年初春，青年俞龙孙因迫于生计，在上海一家苏州人开的书画舫里鬻书。那时，画家徐悲鸿也是常挟着画作来此，共同命运使他们结成莫逆之交。1939年冬，蜚声东南亚的“幻术大师”俞龙孙率领他的“国际幻术团”到印度加尔各答演出。这时，徐悲鸿也应印度诗哲泰戈尔之邀，来印度国际大学讲课，两位知己，在徐悲鸿下榻的青年会里阔别相逢。20多年离别后在异国相聚，两人话如泉涌。交谈中，徐悲鸿谈及此行要在这里举办画展，正好俞龙孙带来一批书法作品，于是当即商定联合举办一次书画展览，以传播中华文化。第二天，徐悲鸿的十几箱画作在海关察验课税，俞龙孙与当时在印度国际大学的友人谭云山一起去码头帮助。徐悲鸿把箱筐里的作品一件一件地取出来给关员察验、填表，然后，由俞、谭两人一一装回原箱，三个人忙了大半天，弄得汗流浃背，腰痛腿酸。经察验登记后，一位关员拿来一个口杯那么大的铜质印章，要在每幅画上打上蓝色戳子，这对艺术品来说是多大的不幸！他们再三再四地向关员解释，要求免盖印戳，但得不到同情和通融。着急之际，谭云山急中生智，当即打电话给泰戈尔，说明原委，请求帮助。泰戈尔很快派来了他的侄子，经与海关交涉后，结果总算改变了钤印位置，把印戳改打在标签上面，终于避免了一场罹难。这次联合书画展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有人将徐悲鸿画的马与俞龙孙的书法称誉为“徐马俞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从此，他们两人的友情也愈加深厚了。

1941年夏天，在新加坡雅笼路“江夏堂”的百扇斋里，俞龙孙和徐悲鸿又一次高兴地相逢。数天之后，当俞龙孙将一布局楚楚有致、气势雄逸的条幅送给徐悲鸿时，徐悲鸿笑着在他面前展示了一幅水墨立马图：一匹傲骨嶙峋、长尾低拂的骏驹，栩栩如生。这幅画作，笔锋遒劲，技法神纯，题款是：“廿八年岁晚与龙孙先生在加城相晤时，余初抵印度，而龙孙先生旋即东归。卅年夏又晤于星洲，虽人生聚散不常，但当乱离之世尚得往来，相庆无恙者，非天与厥福乎？特此奉赠，永为纪念。弟悲鸿并识。”

俞龙孙不胜欣喜，随即缀成一诗，挥毫回赠徐悲鸿：“悲鸿文采追曹霸，腕底丹青精画马。骅骝十匹突争奇，猎猎嘶风惊四野。雄姿历落态各殊，俯仰奔驰随意写。我闻韩干只画肉，已是名传千古下。而今此幅品尤神，更觉珍逾秦汉瓦。藏者江夏黄曼士，题句俞氏龙孙也。”

这次星洲一别，徐悲鸿旋即归国。1946年，俞龙孙率团来到徐悲鸿旅居地马来亚槟榔屿演出，几乎每天都到徐悲鸿在此地的友人骆清泉家打听他回国后的消息，还通过这位友人与徐悲鸿通过书信。1953年，徐悲鸿在北京不幸病逝，俞龙孙在新加坡得悉后，十分悲痛。他四方奔走，与徐悲鸿在新加坡的友人黄曼士一起，举办了一个徐悲鸿遗作展览会。同时，还在新加坡《新报》上刊出了徐悲鸿遗作展览特刊，俞龙孙撰写了一篇题为《游印片段》的文章，回忆他俩在印度加城相聚的那段难忘的往事，深情地纪念徐悲鸿。

俞龙孙的书法由真入行，直到章草，主要取法北魏，方笔圆笔，兼收并蓄，行笔沉着，苍健超脱，理气兼到，独成一家。为传播中华文化，俞龙孙自1946年至1954年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各大城市一边进行幻术巡回演出，一边举办个人书法展览。他的书法作品，在东南亚各地赢得很高的声誉，尤受侨胞的喜爱。新加坡一个大老板为了扬名，别出心裁地制作新加坡最大的招牌字，特请俞龙孙题写“岑业良树胶厂”6个大字，每个字约有2平方米大小。写这样的字，需要特大的笔，跑遍新加坡也难买到。俞龙孙就汇款到上海购买了一支中华毛笔公司精制的特大揸笔。这支笔全长1尺2寸，羊毛的笔毫长5寸半，牛角质的笔斗直径2寸半，把手长4寸。题字那天，俞龙孙把糊接好的白纸摊到地板上，半跪在地，手握罕见的揸笔，饱醮倒在脸盆里的墨汁，笔往下划，人朝后退，笔往上运，人往前走，6个大字一气呵成，四座皆惊。1954年5月，俞龙孙在新加坡举办了回国前的最后一次书法展览，展出作品200余件。他将在路途中写下有关书法论文和这次展出的部分作品，编成《龙孙墨缘》一书出版传世。

俞龙孙的晚年，由于眼力较差，作书不多。1972年，他患视神经痿缩症，右目突然失明。有一天，他正在吃饭，有人向他索字。他一边琢磨字形结构和章法，一边随意用筷子醮着酱油在桌面上点划，无意间发现用筷子写的字独具一格，颇有奇趣。此后，他就常以箸代笔作“箸书”，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赏。俞龙孙曾作《答客问箸书》，以志其事。诗曰：“文字之初起龟甲，术中自有锥画沙。古不乖时创新意，病目借箸试涂鸦。”1988年，俞龙孙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之约，书写一幅箸书作品被收录到《中国当代书法大观》，成为传世精品。

幻术大师 誉满南国

早在少年时代，俞龙孙在家乡嵊县的村头路边看过跑江湖的“变戏法”，玩弄猴羊、吞剑吃炭等杂耍，曾使他惊奇难忘。1927年夏末，俞龙孙在新加坡一所华桥中学任教时，由于经费短缺，学校被迫停课，待学生排练一个月，到街头巷尾演出二个月，等演出募捐的收入凑足再开学。眼看学生中断学业，作为教师，怎能袖手旁观。他想起自己少年时痴迷过的“变戏法”，便四处写信，委托各地朋友搜寻购买有关幻术的书籍，自己也走街串巷，寻觅幻术书籍。从此，俞龙孙关起门来读书，悉心揣摩，模仿学习。他利用香烟、纸牌、手帕、球弹、钟表、箱盒等生活用品，根据科学原理加以巧妙设计，利用光线、色调和时间的配合，编制出一套套幻术节目。经过几年的演练，俞龙孙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于1933年春在新加坡成立了“国际幻术学院”，自任院长。他不辞辛劳，向人们特别是中国侨胞传授技艺。继后，他置办了道具，选择了帮手，成立了“国际幻术团”，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巡回演出，在海外展现中国人的智慧和才能。

俞龙孙在演出过程中，博采世界各地幻术之长，逐步形成自己干净明快、潇洒精美的风格。他独创了一些大、中、小型的幻术节目，其中有奇幻莫测的“移影换形”，有神秘玄妙的“空中催眠”，有不可思议的“搓帕成蛋”，等等。每到一地，广大观众都为俞龙孙的精彩表演拍手叫绝，当地媒体也纷纷为之报道宣传。新加坡的一张报纸写道：“该团节目繁多，道具精美，演出新颖，场面华丽，一切演出，绝异凡响。”俞龙孙一时名声大噪，被人称为幻术大师，誉满东南亚。

俞龙孙演出的收入颇丰，但除了吃饭和购买道具之外，大部分捐献给了华人学校。他在自己演出的广告上写着：“宣传祖国艺术，扶助侨胞教育”。确实如此，受他捐赠的学校就有登那拉华侨学校、金马仑高原公立华侨学校、巴生港口青年学校、马六甲双溪南眉公立中华学校、槟城侨南学校等等。1948年3月25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特稿，文中写道：“国际幻术团由教育界先辈俞龙孙先生领导，并亲自登台献演，颇负盛誉。近为槟城侨南学校筹募建校经费，往暹罗各地义演数月，同时宣传祖国艺术，极得中外人士称道，并获马来联邦政府福利部重视，认为第一流幻术杰作，特为摄制影片，列入时事新闻，向全世界宣传，实足光荣……惟据俞大师表示，无论如何，总以收入半数赠给学校，作为购买图书及教育用品，或运动器具之用……宜于该团每到一处，受人热烈之欢迎。”

1955年9月，俞龙孙回到梦萦魂绕的祖国。他摒挡一切，告别星洲，惟带十几箱名贵道具，投到故国怀抱。“三十年前南来客，万千里外北归人。”这是他回国时写下的一幅对联。他热爱新社会，愿为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华。1956年11月，他应浙江省文化局邀请，去杭州创办国际幻术团，并任团长。1956年12月23日，在杭州胜利剧院的首场演出中，俞龙孙亲自登台表演名为《八面威风》的精彩幻术节目。他以精湛的技艺，娴熟的表演，伸手轻轻一抓，空手中变出了香烟，举手悠悠一挥，白鸽变成了鸡毛小帚……俞龙孙双手一反一复，一揉一抖，居然接二连三地拉出“祖国万岁！”“人民万岁！”等8面红旗。俞龙孙的“国际幻术团”立即引起了轰动。次日当地报纸在一条花边新闻中作这样的报道：“由新加坡归国华侨俞龙孙领导的‘国际幻术团’，在浙江省文化局的协助下，已经在此间成立。这个幻术团一共拥有八十种节目，其中有些是俞龙孙自己精心设计的，在国内还是第一次看到……”此后，俞龙孙率团赴浙、闽各地巡回演出，满腔热忱地施展才艺，报效祖国。

可是，没多久，一个不幸的消息降临他的头上，给了他致命的一击。1958年5月，浙江省文化局宣布俞龙孙为“右派分子”，下放回到他妻子的家乡乐清县。就这样，他回到了乐清县城关公社畜牧场副业队接受劳动改造。据当地老人回忆，俞龙孙在劳动中，应农民的恳切要求，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为大家表演一个个幻术节目，如“八仙过海”等等。他在逆境中，为一同劳作的农民表演技艺，感到了人世的温暖，也感到了幻术的魅力。在自己受委屈的日子里，他不忘把自己几十年的艺术生涯、舞台经验、表演技法进行回顾总结，写下了《幻术艺术丛书》，而且自己作图，详细说明制作道具的方法，共计60余万字，介绍了500多套节目。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和对艺术的执着，写出了《我演幻术的经验》等专著。

1977年，乐清县成立幻术团，特邀俞龙孙为导师。时年83岁的俞龙孙焕发了青春。他不惧寒冬腊月，不顾年迈体弱，每天手把手地教学员练功七八个钟头，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精湛技艺传授给年轻的一代。他献出了价值近万元的幻术道具，还把自己家的住房腾出来作为排练场所。他支持创作了神话幻术剧《水娃与龙女》，把戏剧与幻术巧妙地结合起来。该剧在江南城乡各地演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1980年6月，俞龙孙光荣出席了浙江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文代会上，俞龙孙当选为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浙江省分会筹备组副组长。

恬守淡泊 爱国爱乡

俞龙孙一介布衣，无党无派。但他不论游历南国，志在四方，还是归国回乡，遭受挫折，总是秉性豪迈，恬守淡泊，胸中总揣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

俞龙孙初进新加坡，人生地疏，前途茫茫。幸亏有人介绍他到了陈嘉庚办的华桥中学任教。他目睹了一幕幕华人在海外受人凌辱的情景，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尽管在异国他乡，他忘不了自己是炎黄子孙，每每打听来自祖国的消息。在苦闷中，他来到新加坡市郊瞻仰孙中山来此进行革命活动的住所晚晴园，缅怀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岁月，思念祖国和家乡的亲人。1927年，终于传来北伐战争胜利的佳音。这年盛夏，他兴冲冲赶回祖国，来到南京找到当年曾在沪淞北伐学生军中结识的张群。他提出自己在海外从事教育工作，这次回国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用教育振奋民心，一表自己中华赤子心意。可当了国民党大官的张群认为，俞龙孙太天真了，便给他介绍当无锡市警察局长。对这份“美差”，俞龙孙面有难色，以“自己研究教育，这方面一点也不懂”而拒绝了。他来到了上海，看到的是外国列强横行霸道，劳动人民受到欺凌的情景。他又回到老家嵊县，家乡的山水更是满目凄凉，乡亲们背井离乡……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俞龙孙悲愤交加。他一腔壮志，却报国无门。他扛起行李，重新踏上外国的邮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新加坡倡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俞龙孙不仅为之奔走呼号，而且自己带头捐献。他掏空了腰囊，还卖掉七八个金戒指。他和众多爱国华侨一起，每月进行义卖，筹集了几千万元钱，汇到祖国支援抗日救国。后来，当侨胞们得知这笔巨款竟被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用在加拿大购买地皮，俞龙孙更是义愤填膺，无比痛恨国民党官僚祸国殃民的卑劣行径。

1940年秋天，俞龙孙刚从外地演出归来，在寓所迎来了爱国华桥领袖陈嘉庚。原来，陈嘉庚刚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观察团”从祖国返回新加坡。陈嘉庚向他讲述了冲破国民党重重阻挠，亲到延安考察中共的情况。陈嘉庚在事实教育下，认识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公忠爱国者，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是真正生聚教训、发愤图强的场所。他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俞龙孙听后深受鼓舞，认为这下中国可有希望了。他铺开宣纸，挥毫写下：“迷雾徘徊时，天际有曙光。长风扫残云，喜闻共产党”。随后，俞龙孙就和妻子商量，把自己的家搬到了陈嘉庚住在武吉巴梳路怡和轩的斜对面21号门牌住下。这样，两位莫逆之交可以随时相见。为了表达对陈嘉庚的敬意，俞龙孙以自己深得汉魏之精髓的书法，缀成一联：“毁家兴学，为国诤言”。然后亲自裱好，送给了陈嘉庚。

从此以后，俞龙孙无论到印度，至泰国，出马来亚，入菲律宾……不论在何地演出，一有机会总是要进行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每当祖国传来新的消息，他的演讲就增添了新的内容。《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华侨商报》等华人报纸，他都仔细翻阅，从中感受祖国脉博的跳动。1949年的一天清晨，俞龙孙上街买报，套红的报纸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惊人消息。他与众多华人一样，欣喜若狂，飞奔跑回住宅，一边高擎报纸摇晃着，一边向妻子呼喊：“祖国来的最好消息，我们从此是站起来的中国人啦！”

1950年春天，俞龙孙在文莱北婆罗洲演出。舞台前，俞龙孙激动地挂起了自己动手制成的五星红旗。文莱警察局来人强行收走了旗帜，还传讯了俞龙孙。在警长办公室里，俞龙孙义正辞严地说：“英国政府都承认我们国家了，请问你们作何打算？我这面五星红旗就留在你们这里，你们以后是一定要挂的！”严辞驳斥，使得警长眨巴眼睛，无言以对。

俞龙孙携眷回国后，正欲施展才艺报效祖国的时候，不久便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这是由于他“回国后对新中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政府颁布的几种商品供应制度不习惯”，在众人面前发表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从此以后，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回乐清接受劳动改造后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自新加坡经过香港寄来的来信。原来，是他在新加坡一个旧相识写的。此人得知俞龙孙被打成“右派”，到了农村劳动改造，就来信只要俞龙孙将这一遭遇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寄到国外，就可以得到3000元人民币的稿酬。俞龙孙回想自己60多年的追求探索，悲欢离合，不就是为了祖国吗？虽然自己回国后受了委曲，一个人既然可以原宥自己的过失，那为什么不能体谅党和祖国的失误呢？俞龙孙左思右想，点起了火柴，毅然烧掉了这封海外来信。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俞龙孙不能幸免地受到了无情冲击。他的工资被扣发，家庭被切断了经济来源。俞龙孙忍痛把抄家后侥幸留下的一册册精致的邮票卖掉，用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他看到一个个革命干部受尽磨难而没有垮倒，从中吸取了力量。在这狂风肆虐的日子里，他默默地忍受着种种苦难，终于盼到了“四人帮”的彻底粉碎。

1979年，浙江省文化局发出了（79）189号文件。文件写道：“经复查，我们认为，俞龙孙侨居国外达30年，1955年毅然回到祖国，是爱国的行动……俞龙孙在国外侨居期间，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热爱的。早在1955年俞龙孙在新加坡时，就编著出版了《汉字简化》小册子，为推广汉字简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归国后，还经常将祖国发行的各种纪念邮票（开国纪念、工农联盟、世界和平等）和特种邮票（国徽、土地改革等）寄往国外有关报刊上刊登，并论述其内容和意义，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划右派后，曾响应国家号召于1959年12月29日将其本人在海外历年收集的一批有关东南亚各国的文物献给了浙江博物馆。”文件最后写道：“根据中央文件，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对俞龙孙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给予改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历史是公正的。俞龙孙在有生之年，终于等到了党和祖国对他的公正结论。俞龙孙也获得了人民的信赖。1983年，他光荣地当选为乐清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俞龙孙于1991年8月29日在乐清辞世。为记述他与笔者交往赠书的佳事，怀念俞老先生对晚辈的深情高谊，我恭敬地撰写了如下挽联：“慕名访记喜传海外，承答谢殷勤策杖登楼临敝寓；称誉法书早震寰中，看后来继起繁花竞秀慰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