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海滨

我很高兴今天出席张冲传的研讨会，虽然我不是张冲这个人物的研究者，在这之前也不认识其作者马雨农先生，但我对张冲及那一段历史很感兴趣，这缘于我自己从事的工作。我一直是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办公室及中国文史出版社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料的征集、研究、出版工作，所以，对于身为“中统特务”的张冲其人，以及他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为国共两党“牵线搭桥”，促进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抵御外侮的历史，多少有些了解。团结出版社的梁光玉社长在《张冲传》出版后，送我一本，说这是一位很认真的作者，花了4年多的时间收集整理史料，最后以60多万字的书稿奉献给读者。“说着无心，听者有意”，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好书总是有吸引力，我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了这本新书，今天在这里，想就自己的读后感与各位专家学者交流。

（一）我对《张冲传》感兴趣之由来

首先，我想说张冲其人，一个多年从事国民党的“秘密”工作，而且是在1941就因病去世的人物，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有些陌生了，但对于许多历史爱好者或中老年人来说，或多或少都知道这是一位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大多数的读者，可能是从周恩来的传记或回忆录中知晓的，即“伍豪事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周恩来晚年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件事”，污蔑周恩来是“叛徒”，让本来就已经“身心俱疲”周总理，在身前死后又平添了重重忧愁。因为“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张冲，而张冲在1941年病逝时，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恩来还在当年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悼张淮南先生》。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革命者”的思维，就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周恩来已经辗转于病榻时，还必须时时提防“对手”的攻击。这大概是张冲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我是八十年代初到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开始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后来我知道，文革中，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停刊，幸好当时所有征集来的文史资料都被封存，直到文革后，文史办公室恢复工作，除了继续开展征集文史资料，出版选辑外，还创办了青年文史读物《纵横》杂志。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纵横杂志有两篇文章印象很深；一是讲国民党将领戴安澜在滇缅抗战中牺牲的文章；另一篇就是讲张冲的；之所以印象很深，一个是国民党将领，一个是国民党特务，都是在抗战期间去世的，可是在悼念这两人时，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发表这样的文章还是有些“风险”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课本，讲述的大都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艰苦的八年抗战，很少提及国民党的抗战，印象中国民党军队是“不抵抗的，只有溃败”。即便我参加工作后，手边有大量的资料，读到了许多国民党将领的抗战回忆录，还是心存疑虑。甚至我们与国民党将领，即特赦的战犯，后为“文史专员”的黄维、宋希濂、郑庭笈等人在一起聊天时，他们讲述当年抗战时的将士拼杀、牺牲惨烈，我们还是半信半疑，后来参与编辑出版原国民党将领的抗战丛书，才了解了“正面战场”情况。同样，在我们办公室还有三个“少将级”的军统特务——沈醉、文强、董益三，他们所写的材料中，大部分是暗杀、跟踪、迫害共产党与民主人士，所以我们对国民党特务从来就没有好的印象。同样对于一个“中统特务”的病逝，看到当年共产党领导人竟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与怀念，感到不好理解。“好人、坏人，对手、朋友？”我们所受的教育，本来是“泾渭分明”的，可是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人物所呈现后人的，却是如此复杂与多样性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亲密合作，有时刀枪相对，用简单的标准评判是肯定有问题的。正是带着许多这样的疑问，看了许多的资料，才深感到我们对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的研究有着诸多的片面与缺陷。尤其是对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事件及人物的研究有着许多的空白。因为在中国，就党派之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分裂对抗时更是激烈，但就个人而言，尽管分属不同阵营，依旧有着乡情、亲情、同学、朋友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国家存亡之时，在国共合作时期，其作用会更为显现。同时，彼此为了“保护”对方，其合作、会谈、资助也更为隐秘，留存的史料极为有限，后来的研究者只能通过一些回忆录的史料来研究。但人的记忆是有偏差的，研究者必须认真的加以分析与梳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上世纪出版这一类图书真是少之又少。可是后来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出版了大量传奇、揭秘的纪实文学，一些人物传记的写手是不愿去做“费时费力”的研究考证，他们发挥的是所谓的“合理想象”，于是就有许多“绘声绘色”的描写流传于坊间。这给后来写作研究者带来很大的麻烦，在辨析史料时，还要去做一些纠偏的事情。当就民国人物的研究与传记方面看，过去是中共的多，国民党的少，现在是国民党人物的传记的出版了不少，但可读可信的不多，其欠缺的是史料与认真的写作态度。如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方面的秘密代表——周恩来的研究及传记已经很多了，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冲的研究却很少，就我个人所了解的，真正有分量的、全面完整记述张冲的图书并不多，而能够下大力气收集史料，肯花时间去解析历史疑点的图书也不多。《张冲传》的出版之所以会引起我的兴趣，一是作者以对历史、人物传主认真负责的态度，二是作者在收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分析研究考证，理出头绪，解开了原本笼罩传主头上的诸多谜团，三是作者以其敏锐的目光，关注并吸收了近年来公开的新的史料及学者的研究成果，纠正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所以我个人认为，《张冲传》的出版，既是填补国共合作时期“对手”这方面的一个空白，也为民国人物传记的研究与写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二）《张冲传》运用史料来再现人物的性格及曾经被人遗忘的贡献。

我是在旅途中读罢张冲传，虽然我知道张冲其人，但对于他的一生的确了解不多的。最初，我只是找几个节点翻阅，但很快就被吸引了。尤其是他在电影业、在抗战初争取苏联援助方面的所作的贡献。

首先是张冲所经历的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大都是我比较熟悉的；如“顾顺章案件”、“牛兰案件”、“伍豪事件”“西安事变”“与周恩来杭州密谈”及“蒋经国回国”等等，所不同的是，作者是从张冲的角度来讲述这些历史事件的经过。作者充分运用了各种史料，条理清晰、抽丝剥茧般记述张冲作为中统“骨干”，其所发挥的作用。让我们看到一个思路缜密、精明能干的组织者，一个随时准备置对方于死地的高手，如“牛兰案天价交易的幕后隐秘”，围绕着宋庆龄的说项，佐尔格的巨额收买，张冲的“将计就计”，最终导致佐尔格在中国的情报网的撤离。还有就是张冲利用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撤退，策划“伍豪启事”，而上海地下党亦很巧妙利用了申报发表申明，书中刊出的几张《申报》的照片，文图对照，真实地再现了当年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如果说张冲与周恩来后来能成为朋友，套用一句俗语，是高手之间的过招，是“英雄惜英雄”的交手。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也非常相似，都是着眼大局而又极为关注细节的人。

二是通过作者展现给我们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让我们对张冲及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有了新的认识。以往的文章主要是聚焦于张冲促进国共合作方面的贡献。可是我发现，作者在书中以较大篇幅讲述了张冲对中国电影业发展的贡献。读后既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也会跟随着作者的讲述去思考。的确，我们今天回望近现代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可以肯定是与当时政府的支持与推动分不开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电影公司，又拍出那么一大批有影响的电影，还有那么一大批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影星。但我所看到的许多老影人的回忆，记述的大多是所遭受“反动政府”“文化特务”的残酷迫害、拍摄影片过程的艰辛与影星在黑暗社会里成长。这完全是历史所造成的“一边倒”的倾向性。在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在书中“影业中坚”一章开篇的话；“有关张冲从事电影事业的文献记载极为稀少，正统的中国电影史上没有张冲的名字。”但作者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下大力气，从点滴珍贵的史料中，以“集腋成裘”的拼图加工，记录了张冲对近现代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书中可以看到，张冲从考察、规划、组织、推动、扶植、评奖国产影片，推荐影片、影人海外交流，无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使我们对张冲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地位与贡献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相信将来的“中国电影史”中一定会有张冲的名字。

还有张冲赴苏联为抗战争取援助及军购等事，由于张冲去世比较早，所以关注与研究他的人及书并不多，有的讲述只是一笔带过，如1937年杨杰、张冲赴苏联，争取军援，大多数回忆录，都会记录杨杰的情况。作为副团长的张冲，其作用被世人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纵观他与蒋介石、与中共周恩来之间的特殊关系，其特殊身份及地位肯定是会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的，书里详叙了张冲邀请叶剑英参加赴苏未果，周恩来的名片，张冲与王明在苏联的秘密会面，几次中苏会谈的经过，及斯大林与张冲、杨杰的会谈报告；讲述了张冲回国时蒋介石坐等其汇报的焦急心情；以及协议签订后，在中国抗战初最困难时期，苏联的军火及航空志愿队如“及时雨”般来到前线。在作者运用大量的史料很平静地讲述中，我们看到一个善于“穿针引线”的张冲，一个在国际谈判中的高手，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张冲后来还担任了军委会“顾问事务处”的中将处长，负责安排接待苏联的军事顾问。依旧发挥着联系中苏关系的重要职责。我也是读过《张冲传》才解开一个谜团，即位于紫金山下的南京航空烈士陵园里有那么多的苏联空军烈士的名字。（我去过南京航空烈士陵园，大多数人都知道陈纳德的飞虎队，那里刻有中、苏、美、韩的空军3000多烈士名字，1937——1941，是中国抗战最为艰难之时，有200多位苏联航空志愿队员牺牲在中国。可他们如何来中国及参加空战的事迹却很少被人提及。2008年奠基南京航空纪念馆时，我作为航空纪念馆的顾问参加，见过俄罗斯驻华武官也来参加并在碑前敬礼，我很希望将这些资料推荐他们。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战中，在苏联对华援助中，张冲所做出的贡献。）书中还展示了一张斯大林赠送张冲的金挂表照片，据说，金挂表仍保存在后人手中，真是弥足珍贵的。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斯大林对年轻有为的张冲的重视与欣赏。我想这其中还与张冲本人懂俄语且了解苏联的国情，交流沟通更为方便有关。只不过是因为他长期处于一种隐秘、幕后的工作状态，所起得作用大都被人忽略了。可想而知，作者为“有理有据”地再现张冲隐身于幕后的贡献，为撰写这些章节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是一般“急功近利”的写手做不到的，亦很让人敬佩。

三是作者通过张冲的同事及后人提供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张冲的身世、家庭及求学的经历、婚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家庭的困顿，幼年丧父，知遇恩师，早婚生子，从在北京与哈尔滨的求学经历，遭遇的牢狱之灾，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远大抱负的青年学子的坎坷人生，也看到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思考。从他的乡情、亲情、朋友情及与同事之间的友情，我们看到是一个真实坦诚的人，一个情感复杂的人；从处理家事、国事的轻重权衡中；尤其是在国家民族处在危亡时刻，能力促推动国共两党合作；从曾经的对手很快转变为朋友，并能彼此“推诚相见”的交往中，看到一个“忠诚”而有远见的人，一个能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难怪周恩来称赞其为“国家民族之栋梁”。我很欣赏作者在撰写过程的求实求真的心态，不去做更多的褒贬评述，只用鲜活的史料来陈述张冲的人生历程及其贡献，把评判交给读者。

（三）《张冲传》以大量史料为基础，以严谨的“新闻笔法”来梳理历史事件的脉络。既条理清晰又真实好读。

《张冲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作者为写好传主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很好的运用史料来梳理历史事件及人物在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地还原当时情景。如“周恩来与张冲的初次见面”一节，引有一段纪实作品的描述，作者以自己手中掌握的史料，加以辨析，让读者在阅读中分辨真假，在作者的分析中了解真相。在《张冲传》中，重头戏还是国共双方密使之间的会谈，作者在讲述国共密使会谈时的讨价还价时，彼此之间的电报往来，以及国共高层间的往来电文交替出现，最终达成经过协商后妥协的协议。将国共之间谈判之艰难，谈判之进展，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同时，又穿插两人之间的“公谊和友谊”，既有“唇枪舌剑”的交锋，也有彼此欣赏的坦诚，忽而“山穷水尽”，忽而“峰回路转”。使原本单调的会谈、及来往的电报文件化为“高潮迭出”的精彩剧情。这里要强调的是，作者没有去虚构情节，没有去发挥自己的想象，没有去做更多的文学描写；作者只是巧妙运用史料去梳理这一段历史的脉络，并以自己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积淀与写作方式，真实地将一段原本跌宕起伏的“旧闻”还原，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思考。这里应该提及的是，作者收集了许多来自台湾方面的史料，特别是台湾方面的人物回忆录与档案资料，弥补原先这段历史的一大欠缺，使得历史事件更为完整、清晰，人物的个性更为丰满。

由此可见，本书作者不仅有历史研究者的严谨与新闻从业者的敏锐，同时还具备驾驭史料与文字的功力。让人有一册在手，读之不忍放下。书中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四）《张冲传》是以史料为依据，以求真执着的辨析来澄清人物与事件中的讹传。以平和求实的心态来来解读存疑。

我是绕有兴趣读完作者的“质疑寻找伍豪的启事”，如果不是作者的深入研究，并通过大量的史料来证明这一“演绎”故事的来龙去脉完全是后人“子虚乌有”编造，可能继续会被人“以讹传讹”下去。我找来了“文史社”版的图书，核对了作者的分析，仔细观看了作者查找的当年申报照片，并询问了被质疑图书的责编，我对《张冲传》作者的分析是认同的。还有作者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说法，既没有直接采用，也不是采取简单之“否定”，而是依托自己掌握的最新资料，根据时间及人物的节点，加以分析，做到事实有依据，来源有出处，分析合逻辑。如在“西安初会周恩来”、“为蒋经国回国尽力”、“延安之行真相辨析”等章节中，都能看出作者的精准的分析与缜密的逻辑，相信读者读后，是与非，真与假，已然得出结论。读者也从中感受到作者写作的快乐与辛劳。对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来证明张冲“延安之行”的准确时间和具体过程，作者很坦率告诉读者，毛泽东有过几次的邀请，张冲确实有过“延安之行”，也有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后呈报给蒋介石的书面报告，但内容比较简略，“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去的？一共几次？”“虽经多方搜寻，至今尚未见到准确的记载。”这么一件大事，现今出版的毛、周文献、传记及档案资料中都没有记载。作者最后给出的结论是：“现在有关张冲延安之行的种种描写，大多是生花之笔，真正的秘密并未完全解开，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究。”作者正是抱着对历史、人物传主认真负责的态度，在缺乏足够的史料时，宁可存疑、等待，“在没有掌握准确史料之前，只能暂留空白”。从“质疑”到“辨析”到存疑的写作方式，使我对作者在后记中的一段话，有着很深的感受，对历史事件及人物“常常怀有敬畏、拘谨之感，不敢妄加发挥，只能力求比较全面的收集与传主有关的文献资料，客观地展现他的人生历程；力求多引用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或者权威论著的文献，尽可能地再现一个真实的人物，再现一段真实的历史”。我想，作者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去做的。很感谢作者带给我们这么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作为我本人来说，在从事出版之余也有些历史专题的写作，前提是我要有新的史料，其次是行文要流畅好读，毕竟是给现代人看的。所以我很欣赏作者以史料为基础、以新闻笔法来撰写的人物传记。我读这类书的习惯是，先看前言、后记，再看其引用史料的来源，我看过作者的史料来源的脚注及参考文献的索引，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二是台湾方面的图书及文献资料；三是地方政协的文史资料；四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五是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六是家属后人提供的资料。仅就作者为撰写《张冲传》收集了大量的最新的资料，为厘清一些细节而查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其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就足以让人信服作者提笔写作时的严谨与认真。我期望今后能读到作者新的作品。

读完《张冲传》，有时会想起书里引用杨奎松先生的一段话，“今天的国共两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其领导人都对中华民族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第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标准的观点来看，绝对都是好人，关于这一点，相信今天对连战或马英九有好感的大陆人都会这样想的。”的确，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两大政党，有过合作，有过对抗，就其个人而言，是很难用简单的标准来评判的。政见虽有不同，党派各有所属，70多年前，当时国民党执政，共产党偏居西北，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关头，尚能捐弃前嫌走到一起，共赴国难。同样，当我们看到今天海峡两岸领导人走到一起会谈时，再回望那段历史，重温周恩来与张冲的交往，真是感慨万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合作两利，对抗两伤，古今皆为此理。《张冲传》的出版，说明一个对国家民族做出贡献的人，是不应该也不会被人忘记的。对于今天的海峡两岸中国人来说，会从《张冲传》中去思考国家民族的未来，去感悟我们自己应该为祖国统一做些什么。我想，这就是《张冲传》出版的意义所在吧。